新自由主义导致西方政治资源匮乏

从今日起，本报将连续刊发尹汉宁撰写的一组“学习千字文”，意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短、实、新”的要求，把思想理论文章写短、写实、写新。——编 者

　　近年来，西方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些令人关注的现象，比如官方和民间的反全球化情绪，把责任推给民众的公投，大选中的政策取向极端化，等等，这些似乎有违一贯的政治正确或政治保守。
　　这些问题往往又与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，与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的民主化浪潮式微相伴相生。其所以出现这些政治现象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有的将此归结为民粹主义思潮，有的说是政治过度、政治审慎缺失。我以为，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，应该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中去寻找，而从特定历史阶段看，直接原因则是新自由主义导致西方政治资源的匮乏。
　　新自由主义，原本是针对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思潮，但它从来都与政治问题关联在一起的。美国学者罗尔斯的《政治自由主义》一书，在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。有一种观点还认为，《政治自由主义》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总结。
　　罗尔斯在1993年发表的《政治自由主义》中说，在现代民主社会中，互不相容、无法调和的宗教、哲学与道德学说，多元地共存于民主制度的框架之内，而且自由的制度本身就强化、鼓励着不同质的学说的多元化，并视之为自由社会的永恒状况。只有在多元重叠中寻求共识。作为公平的正义是政治的，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或道德的。
　　在西方古代政治思想体系中，原本道德伦理思想是受重视的，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，基于对封建主义的批判，道德伦理也是西方政治学理论的重要内容。比如洛克的自然法精神，康德的道德原则是绝对命令，卢梭的人民主权等。罗尔斯在此前1971年发表的《正义论》中，也强调过道德原则的同质性。他认为，秩序良好的社会是一个稳定的、在基本的道德信念上同质、在社会各方面存在广泛共识的社会。但《政治自由主义》对《正义论》进行了根本修订。道德原则被政治性淹没，同质性被多元化置换，良性社会不现实，也不是政治治理的追求。
　　实际上，上个世纪以来，把政治技能化、程序化，已是西方政治的一个传统。在罗尔斯之前，熊彼特在1942年出版的《资本主义、社会主义与民主》一书中，就强调民主方法特别是选举方法的重要性，主张用选举来体现政治合法性。用合程序性代替和掩盖合公众利益性、合道德性。但罗尔斯是从直接否定同质的道德原则入手的，因此，从根本上标志着西方政治理论的技能化。
　　应该说，法学在法治之上有自然法精神。政治理性之上应该有政治良知。基本的道德信念，或者主流的道德信念，必须是同质的，并对宗教、政治文化、社会伦理产生影响。说基本道德信念多元，而且要包容，实质上是要为背离基本道德信念留空间，客观上也为政治庸俗化和政治秩序紊乱留隐患。
　　用中国的“道、术、势”的说法加以分析，罗尔斯代表的新自由主义，把道德原则丢在一边，显然“道”没有了，而且政治出现乱象，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的民主也带来灾难，“势”也没有了，然后只剩下“术”，政治资源就非常有限了。于是乎，就是通常所说的政客、权谋、权术而已。这就是西方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政治乱象，连西方的有识之士都认为不可理解，然而不可为而为之的原因之所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