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导向

发生于上世纪初的“新文化”运动，若以《青年杂志》（后改名为《新青年》）创刊时间算，今年正值100周年。
　　在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旧中国，发生这场以“反传统、反儒教、反文言”为主要特征的思想文化革新和文学革命运动，今天想起来依然会感到惊心动魄、刺激非常。
　　1919年1月15日，作为新文化运动主阵地的《新青年》，刊载了陈独秀先生的《〈新青年〉罪案之答辩书》一文。文章看似在辩解，实则是进攻。它请出“德”“赛”两位先生，大论民主、科学，直接向封建专制和愚昧思想开战。可以想象，在很多地方还不知皇帝已被赶跑、封建愚昧思想盛行的年代，“民主”“科学”概念的提出，其对旧传统、旧意识的冲击绝不亚于两颗“核弹”，只不过是文化“核弹”。毫无悬念，两位“先生”的出现，得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的认可和拥戴，且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两面“旗帜”。
　　本质上，民主与科学的倡议，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们，面对社会剧烈转型，意图用文化改造社会的一种尝试。目标精准，切中时弊，进步意义是历史性的。若不是后来连年的战争，中国的西学东渐、思想解放速度应该会快很多。
　　时过境迁，100年的时空转换，当下的中国，民主有了实现路径并在完善着，科学也已扎根于百姓头脑和生活，两位“先生”已融入生活常态。今天，文化转型依然在继续，西学东渐既带来了我们想要的，也塞给了我们不想要的。社会变革伴随的文化阵痛，让大量国民在享受富足物质的时候，却自感如坠雾中，不知脚在何处。社会的发展总会有新问题的伴生，这是规律，但不是借口。重建一个新的文化体系，引领国民信仰，形成主流价值观，虽不可凭一时之功，但也绝不可拖延。人们需要信仰，社会需要凝聚，思想需要重构，这都是文化建设的主题。那么，我们到底需要做点什么呢？那就看现在的社会最 需要什么，我们需要大力倡导什么。借鉴一百年前的那场运动的启示，若选两个的话，我想应该就是法治和公平。于国、于民、于社会，此两种意识的宣传、教育和培养，实在是迫切的。
　　先说“法治”，法治是文明社会秩序之关键。有目共睹，建国以来，我们的法治建设成绩是明显的，2014年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，让法治成为国家意志，推行法治已成为社会建设的要务。当然，今天我们面临的任务形势也是紧迫的。社会中各种关系、利益纵横交错，各种矛盾、纠纷、需求不断涌现，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复杂，运转和变化的速度也今非昔比。人有差异，处理问题肯定会因时因势而异，若凡事靠人治、找政府，沿袭旧套路靠人力处理，那即便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个个是“诸葛亮”，恐怕都已力不从心、无法应对。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，就是规矩。规矩是什么？就是社会规范，法就是最大的规矩、基本的规范。因此，推行法治，实在是历史必然、不得不为。也唯有法治，才能让各种社会行为顺轨而行，各种问题依规而解，达到秩序井然之境地。
　　再说“公平”，公平是保持社会健康之根本。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文明程度，很多学者、专家自有其标准，但也可以不必那么复杂，就几个字——“公平程度”，文明与其成正比！随着社会的发展，社会公平化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提高。但不可否认，在有些方面并不尽人意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一个社会，公平一开，活力迸发。从就业务工、社会保障、财富分配，到学、住、医、行，凡涉及人生存于社会的每一环节，以及个人所处的团体、机构，努力是否得到了尽可能均等的机会、权益是否得到了尽可能公平的保障，都是需要认真考虑的。公平还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。有了公平的环境，社会运行成本将会降低，人们对“歪门左道”的关注自然会少，对自我奋斗的依赖自然会多，创造活力和潜能会被激发，经济持续发展的活力自然无可限量。当然，公平不是平均，无原则的平均恰恰就是不公平，这是必须要知晓的。
　　回看百年前的那场新文化运动，不管评价几何，至少给我们一点启示，一个时代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是完全可以引导的，也是需要引导的。相较一百年前，今天我们在这方面更有优势，但优势不代表现实。让信仰法治、追求公平成为时代的思想旋律，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求索，倡导的多一些、靠近的快一些，于社会、于国家、于国民，都大有必要、极为有益，何乐而不为？